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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转身·出口无常世·寻常路·平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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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萧书影评
这之后再也不用英语考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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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7 树洞090617背景音乐:Read My Mind --The Killers 每天饭否上都是社会腐败新闻,门户网站上是社会奇谈新闻,央视里面是社会造假新闻,著名博客上是社会不满新闻,著名论坛上是社会繁殖新闻,校内等上是化妆品新闻。某天你去北京,告诉我,或许我正等待与你一起看看天空;去江西,若愿意,带你去看看我的童年。 越来越有感于维特根斯坦所说:“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但我始终认为沉默不值得赞颂,成熟如果仅仅是沉默,这与口不择言实质一样。 我那时不知道结实的东西都在低处,那些将永远存在的东西,那些你不可改变的东西,那些充满希望和绝望的东西,都在我的低处生长 可当时知道低处的人并不告诉我,他们要我自己发现,就像发现那些必将发生的事情。 天空到了某个高度就没有风雨云层。所以如果你生命中的云层遮蔽了阳光,那是因为你的心灵飞得还不够高。 王朔 : 看到那么多少男少女一事无成却失去天真,殊感痛心。老于世故我不认为是进化。 人类历史上,有意识,有选择的遗忘真是比比皆是,不过也一定有人在努力收拾真相的碎片。 对自己的漠视,就是对未来的抛弃。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活在别人的生命里。 爱情的不幸只是两个人的不幸,婚姻的不幸则是好多人的不幸。在不幸的爱情中痛苦是加法,在不幸的婚姻中痛苦是乘法。如果不幸的爱情不又不幸被带入婚姻中,那就勾画出了人生不幸的大致轮廓。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是那些触手可及的,鼻边的气息,眼中的绿光,脚下的鲜花,手心里的责任,面前正对着的路。 对于从来习惯内省自助的孩子们,要记得有些时候你真的应该把内心真正的恐惧与合适的人说出来,说出来,会是另一番景象,上帝都看着呢。 改掉一个坏习惯如同拔掉一颗坏牙,拖得越久拔掉越痛,不拔即是一生麻木诅咒也迷恋着终放弃抵抗极致绝望的痛。若说“年轻没有失败",只因自身一切都更容易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且须有拔掉坏牙的坚忍也要笃行。 June 10 申音: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Summary 1。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 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 创造未来他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人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费力不讨好的事。美国梦的真正含义 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史玉柱和乔布斯,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 一个成为这星球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 2。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内因的时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外在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 时光倒流20年。 那是1989,柏林墙倒塌的时刻。整个世界都在关心着冷战的终结、民主的胜利、意识形态的巨变。
但有两个家伙根本不关心政治。
一个是34岁的史蒂夫·乔布斯,这位“硅谷金童”的人生正处于低谷。在被自己参与缔造的苹果电脑公司赶出来后,他为了复仇创办的Next和低价
买下的Pixar都处于入不敷出、岌岌可危的境地。这位昔日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远远超过那时的比尔·盖茨),私人财产只剩下2500万美元。
而另一个是27岁的史玉柱。刚刚硕士毕业的他瘦得可以被风吹倒。跟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热血学子们相比,史玉柱没有狂热的政治理想,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找梯子登上商业舞台。
20年的跌宕过后,乔布斯和史玉柱已分别成为各自国家商界的标志性人物。而当年关心政治的人们如今只关心经济了。
不过,还没有人去认真地比较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更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美国没有史玉柱,中国没有乔布斯?
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变脸 Face Off
在我看来,乔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1983年,年仅28岁的乔布斯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看成是“个人电脑的真正发明者”。1992年,在一个国内十大城市万名青年的问卷调查中,史玉柱名列“最受崇拜的青年人物”第二位,第一名是比尔·盖茨。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特立独行,带着点邪性的“范”,一个永远的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光头红白运动衣。
他俩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两人都是执着的完美主义者,都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先后导演过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表现出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重新勾画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从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
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
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
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
们出现转机。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恰逢其时地被媒体和政府发现。很快,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广东省十大优秀科技企业家”等,获得了珠海市第二届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一位总把裤带提到胸下的最高领导视察后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会来关心你。
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350/平米地价,2007年珠海的平均地价
已经是3500/平米)。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
预算从2亿变成了12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因为由于工程拖期、宏观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实际上只用了3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居然又是对的。
超我 Superego
一个人的性格,会成为他今后命运方向的指针吗?
乔布斯,一个私生子,在中产阶级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自卑与自大的双重人格。他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
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另外,由于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他的行为并不被大多数
人理解……”
就像《星球大战》中安纳金天行者。这种内心深处的“原力”,与加州的硅片、晶体管结合起来,苹果公司诞生了。正如伊甸园里蛇诱惑亚当和夏娃吃下的那个苹果,甜美而带有一点“邪恶”。
事实上,在苹果电脑早期的发展中,沃兹的技术、马库拉的资本运作、斯科特的管理和乔布斯的远见几乎一样重要,但作为公司董事局主席,乔布斯的个人魅力,让他轻易成为了公众关注的中心,并几乎独享了上市成功后的光环。
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硅谷最著名的投资人之一、当时苹果的董事会成员阿瑟·洛克回忆说:“那时,乔布斯刚愎自用,满脑子主意,肆意而为,毫不考虑公司的前途。”
按照佛洛依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并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怀远,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同样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世界,激励他的是一种英雄主义情结。
事实上,史玉柱出生的环境里根本连个晶体管都找不到,当乔布斯和沃兹开始组装第一台计算机的时候,他还只能对着《十万个为什么》自制土炸药。更不用说预判到“一人一台电脑”的产业未来呢?
对于以嬉皮士自居的乔布斯而言,电脑恰好是能帮助他释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罢了,但对于史玉柱来说,电脑则是帮助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否则他只能像刘震云小说《单位》里的大学生小林一样,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00多年前的刘邦,他在见到秦皇车驾时的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而另一个叛逆者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这种自我赋予又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熟读毛选,青年楷模,大跃进式的增长目标,军事化的企业管理,为自己为城市树立一座固化的丰碑……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坏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内心更强大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这是非常害人的一个空想,制定了一个很虚的目标。它在鼓励什么,鼓励大家搞大跃进、搞浮夸,让大家心里面很浮躁,对于现实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我就不搞那个宏伟的目标了,我觉得实用最关键。”
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
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负债率低于30%;只做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既
然银行不肯借钱,就干脆参股银行;及时把公司变现,玩资本财技(上海健特借壳、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有合法伤害权的媒体保持恰当的距离又给予充
分的好处。唯一遗憾地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
·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设计白色马桶的英国人,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
iPhone开放平台。
人们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于欲望和运气,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则需要智慧和自控。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Superego),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他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人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哪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小王国与大盗
其实,道德感与一个人的成功并无太大关系。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前时代周刊的记者,日后红杉投资的大佬迈克·莫里茨,曾把在乔布斯威权统治下的苹果称之为“小王国”(Little Kindom),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专制带来效率,难得乔布斯的个人品味和商业直觉又皆属一流。不过,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默认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价值,就算你是个暴君也无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动下台或者政变逼宫。
在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和其创始人的命运,缠绕得太紧密了。权力的垄断和资本的垄断密不可分。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
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文秘出身的总裁刘伟,事实上已扮演了CEO的角色。
在《庄子·外篇》中,大盗盗跖(传说是贤人柳下惠的弟弟)与他的徒弟谈论“盗亦有道”。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皆备的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一个“Big 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订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和权力欲,还有既懒惰而又想过瘾的心理,设计出各种圈钱的工具(详见《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统》)。
史玉柱直言,“商业是什么?商业的本质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获取最大利益。我是一个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会的前提下为企业赚取更多利润。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这个消费
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四面树敌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
他不再把苹果视作一家电脑公司,归根结底,“我们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对整个用户体验负责。如果表现不及格,那就是我们的错。错就一个字。”
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羊驼
1995年,史玉柱名列《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8位,当时他是唯一一个搞高科技的企业家。
2009年,史玉柱仍然是《新财富》500富人榜中,排名最高的与新经济有关的富豪。在他后面的是李彦宏、马化腾、施正荣等。
看《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谈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14种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有13种来自欧亚大陆,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牛、马、绵羊、山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
他的答案是环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的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拥有最多的可驯化的候补动物。而这些驯化动物又促进了欧亚大陆民族的繁荣,进而帮助后者征服全世界,而这些动物跟随着征服者遍及其它大陆。
在商业世界里,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在过去100年中,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少数4-5个国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个国家,集中产生了几乎所有对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创新?几乎定义了这个星球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
史玉柱和乔布斯,两个同样具有商业天赋,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创业者,最终一个变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贩卖者,而另一个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每个社会里都可以孕育出潜在的商业天才。而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的。
但在某些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商业,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驼。看着很可爱很善良,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却无法大规模的繁衍和推广。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当巨人一步步成长壮大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有关成功者的书,当巨人跌倒之后,我看的全是失败者的书,希望能从中找出站起来的力量。”史玉柱说。
在2000年CCTV的一次《对话》节目中,史玉柱谈到了所谓“理想的状态,就是说今后市场经济发育到一定时候,法制环境建立,然后就是政企脱
钩,我最希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是一个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省级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他做他的事,我们企业做我们企业的事。就等于你这个领导人
你定游戏规则,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按你游戏规则做事。最好是不要有什么太多的接触,我就是这个意思。巨人大厦这个问题上,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的责
任,责任全是我的。”
当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内因的时候,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外在环境,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其实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乏伟大的商人,比如胡雪岩、张謇、卢作孚,但他们死了,人们如今只记得一些轶事;而熊彼得定义的企业家过去了,他们还能留下激动人心的产品和伟大的公司。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各级政府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启动创业板,政府成立风险投资基金。这些都是好事。
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哪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为史玉柱的信徒呢?
这是一个问题。 trainspotting-on the 8078th dayon the 8078th day i had an extremely anxious nightmare last night..similar scenario ...as it was in the Spring of 2003 ... i've never been able to catch up with the train...which is leading to somewhere unknown yet seems highly desirabl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 people around me at the moment desperate ...so desperate...it seems that i could never catch the train... trainspotting...nothing to do with that movie... the train ...actually.. is the expectation from others... i guess... and from my internal conscienciousness as well...\ on the 8078th day on the 4-year-anniversary of my celebration of my sucking-GAOKAO-day-gone i've got buried by emails i've got buried by GRE words i've got buried by my inherent unstopped anxiety 4yrs have passed...another 4 yrs are still waiting upon... on the 8078th day i got a video card from Tomato & a weekend talking invitation from Noodles far away from Europe Tomato & Noodles...fancy meeting you two in my limited life you two are my sunshine whenever i'm chewing sth. bittering i got relieved somehow... on the 8078th day i heard an astonishing life story from a guy i was not that familiar with... i appreciate his trust upon me i hope that he got relieved now as acknowledging something true enough, no matter how embarrassing it is, can finally set you free.. on the 8078th day i watch my sucking calendar i watch the train in coming in 3 weeks i watch the chance to catch it again life is tough yet it is why it is worth living... to learn and practice all my life and get prepared as well on the 8078th day trainspotting June 04 Talking about 六月三日后Such a nice piece... for something that i've been unable to say ...but sympathize ..... Quote 六月三日后 May 25 一个忽然的顿悟许多宗教教义里都会提到 神(上帝或者佛)无处不在 我是无神论+不可知论者 但现在愈发觉得这句话的道理所在 神其实就是时间 无处不在 绝对公平 默默观照众生 不做任何评价 生命与规律都孕育在时间里 而有什么不能被时间打败呢? May 24 廿廿年零一月背景音乐:Across the Universe
一个人说的话是对的 你不听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人
不信仰的本质是感性 信仰的本质也不是理性
但是 他的话还是对的 而且他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
我还是不相信他 但是这次 我会相信他说的话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选择 那就要听别人的话
我选择完了
我是个听话的人
但愿如此
May 19 小墓碑选项急于开始很多事情
却忘了结束和止步也是
从容生活 的一部分
那我就在这里放一个大大的
结束
END
可以是
一个墓碑
也可以是
一个里程碑
就像 第8061天
可以是
一个祭日
也可以是
一个纪念日 现在 的我
不知道
人生有太多的问题
答案留在未来
-------------人生海海的分割线 -------------
做GRE的类比反义时
总会想起陈琦说的“小墓碑选项”:
我觉得 20多岁的人生 也是一个section的类比与反义题
也有一个,几个或一section的
小墓碑选项
我的
一个,几个
还是一section的
。。。。。
莫莫莫
土土土
抚碑长嗟
内牛满面
T__T
May 14 『河粉』Z--未解决看网络上人潮涌起,听网络里人声鼎沸。过不几天,就又有新鲜事件火热出场。人间有四季冷暖交替,而网络则处于永远的100摄氏度。有一个发现却让我心惊---那些被热议过,推荐过,分享过的话题,背后都对应着一桩现实里活生生的事件,那些事件结果如何? 我想了很久,发现它们大多没结果,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没解决意味着无法形成通例,以后遇见的类似的事情可以循例操作。唯有一种通例存在,那就是轰轰烈烈地讨论过之后,迅速地遗忘,事情被永远地搁置起来。然后总有新鲜事会发生,随着时间自动堆砌更迭。如果为这些“未解决”的事件建立一个档案,也许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我们努力为之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小。甚至这种努力本身,也无非是增加了那些档案的厚度。 “周老虎”事件解决了吗?老周进了监狱,这不是解决,它无法阻止另一个文盲山民娴熟使用Photoshop制造点什么来。是啊,周正龙能把Photoshop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居然不在4A广告公司做事而是做猎人,猎头安得失此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周正龙的欺骗,而是这种欺骗指向了自然保护区的资金。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整件事:有人试图用一张年画虎骗得设立自然保护区的资金。周正龙进不进监狱,和这事没有多大关系,也阻止不了这样的事情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再次发生。进而,让人怀疑所有的保护区里是否有那种对外宣称的动物? 未解决。 未解决的就是债务,问题还在那个地方。所有的争论热议都可以用时间来冲淡,都可以用失忆来遗忘,都可以用海量信息来掩埋。对于热闹本身的恐惧远远超过对问题本身的忧虑,念兹在兹的是如何让聚拢来讨论的人群散开、回家、洗白、睡觉,可是问题还在那里啊,它就在那里啊。可以不用再讨论周正龙了,下一次也许根本没有人去关注类似的事情,于是,很可能全国新成立了100万个自然保护区,结果是花光所有财政收入,直至破产。 可以不用再讨论杭州70码飙车案,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帖子可以删除,搜索记录可以抹去,网页可以不被显示,但是,行人在斑马线上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如何让马路杀手无法遁逃于法律之外,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如何让民众对法律具备信心,像古罗马那样因良法而生良民,谋求做守法公民而非特权公民,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网上的风潮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浪,网络茶杯浪好熄,民众心头浪难平。 未解决。 讲大道理让人生厌,不妨设想一种最简单的情形:70码事件中那群谈笑自若的孩子们,下一次如果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未必是挨路人两巴掌那么简单的事情,未必有坐进110警车里休息定神的幸运。因为这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觉得权力和财富是一种保护。而事实上,最有效的保护是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相信有所谓公平存在,一个人可以忍受生活中诸多不如意,他不会把自己的现实境遇归咎于别人或者环境,而且对于明天留存希望。这种希望保护了所有人,他自己,以及他周围的所有人。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公平? 火爆的事件如同疼痛,疼痛提醒人病灶或炎症的存在,这就是它的价值。可以去找医生医治,也可以选择忘掉疼痛这件事,比如来点止疼片。看医生很麻烦,吃药片简单。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做简单的事情,所以最后医院永远不会缺乏大生意。 May 10 简洁而独立的价值观广告 Why OR Why Not ?!简洁而独立的价值观广告 可以合着放 也可以分着放 合着放时 由于没有图像 在气氛烘托上 画面切换的节奏控制 和 背景音乐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背景有青春洋溢的各色脸庞更生动 人来人往 游走着推倒 或 扶起 字母 不过是学生作品 非设计专业 时间 预算 设备 也都不允许 于是设计只能简陋化了。。。 我最喜欢的话 You See Things and Ask Why? I Dream Things that Never Were and Ask Why Not ?!
We Are The Unwilling~ Led By The Unknowing~ Doing The Impossible~ For The Ungrateful~ And We Have Been Doing~ So Much~ With So Little~ For So Long~ That Now We Are Qualified~ To Do Anything~ With Nothing~ 来我们去《南方公园》把世界看扁先说好,《南方公园》是深夜播出的动画片,所以14岁以下的小朋友就不要看了。在世界观人生观都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看这么一部以反讽颠覆为己任的动画片,于身心无益。大人呢,也不见得都能接受。
南方公园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偏僻小镇,常年白雪皑皑,故事围绕镇上的四个八岁小孩展开,卡特曼是个好斗粗鲁、被宠坏了的小胖子,绝大部分情况下属于反面角色;凯尔道德观强烈,是个犹太人,常被卡特曼欺负;肯尼是个倒霉蛋,前七季每集都以各种方式死亡;斯坦是其中最正常的一个。《南方公园》的风格是与时俱进,每一集都让小伙伴们陷入各种麻烦,借机对新闻人物进行无情讽刺。 每集片头,《南方公园》都要大大咧咧地表明:本片内容均为虚构——就算是基于真人真事也是,所有名人的声音都是差劲的模仿。恶搞名人是它的拿手好戏,多少明星遭殃啊,乔治·克鲁尼爱说大话、U2主唱BONO是大便……你要是爱在媒体上露个面,那铁定逃不了被《南方公园》嘲笑的命运,政客更倒霉,克林顿和布什都是重大配角,每次出现形象都不光彩,甚至连神,编导们也百无禁忌——耶稣法力低微;撒旦性情忧郁,他的爱人是萨达姆……光看介绍,估计都有不少人要疯掉,所以自开播以来,《南方公园》一直饱受评论家抨击,能坚持十一季,得归功于美国民众的娱乐精神。 被恶搞的人,有不介意的,美剧《24小时》被恶搞后,就给两个编导送了一个仿真炸弹玩。也有相当介意的,比如汤姆·克鲁斯,《柜中记》那集调侃他的信仰,还暗示他是同性恋,阿汤哥跳出来大表愤怒。听说后来艾美奖特意安排他给《南方公园》的编导颁奖,估计是想气死他。 如果你成年,闲得无聊,我就给你推荐《南方公园》,没有什么幽默感解决不了的大事。 May 09 《小团圆》:一个教一奇女子缩成一团的当年“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 说起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们,常忍不住要赞张爱玲,别人出道一律是从写自己开始,从写恋爱开始,偏偏她一上来端的是爱情支解过的尸体,皮是皮,骨是骨,肉是肉,早熟得可怕。笔下的主人公虽然是身边熟悉的人,却绝不把自己牵扯进去,一脸置身事外地讲故事道传奇。谁知老来还是犯了一般女作家的通病,绕来绕去终于绕到了自己身上,且剥得分外精光,说是fiction,读起来分明就是她自己。 他们那一辈的文人有很自觉的史料意识,写日记和书信都有将来发表的打算,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还有热衷作自传、出版日记的胡适等等,不知道是太坦荡,还是写得太久物我两忘了。张爱玲倒没有书信集和日记流传,据说因为胡兰成写了《今生今世》,她才决定要写这本《小团圆》。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我没有看,可以想见那种洋洋得意的口吻,他一生在女子中周游,张爱玲自然是其中一个不小的成就。她大概早已把他看透了,为人和为文的伎俩,所以要把他们的往事抖落个明明白白。 九莉爱过两个人,一个是她的生母,也就是被她称为“二婶”的蕊秋,另一个是之雍。九莉逃出了父亲家去投奔生母,是无奈,但心里也有向往和崇拜,长期的分离令她既羞于表达也排斥亲密,她对母亲遮遮掩掩的爱尚未露出行迹,已敏感意识到自己是个累赘。“她(蕊秋)替九莉把额前的头发梳成却尔斯王子的横云度龄式。直头发不持久,回到学校里早已塌下来了,她舍不得去碰它,由它在眼前披拂,微风一样轻柔。”她太敏感,对温情是这样的渴望,不舍得浪费一丝一毫。正因为爱得这样小心翼翼,受得伤害更其惨烈。一次当着客人的面,蕊秋对她大叫:“你这是干什么?猪!” 一般的孩子,对母亲这样的呵斥或哭或闹一场,三两个钟头就忘了。她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都灰了;还有一次她病了,母亲冲进病房就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她自卑到过分自尊,不在母亲面前哭,也不闹,她后来一定要还上母亲供养她的钱,不过拿钱赎回一点自尊罢了。 她爱之雍,也是一样的卑微姿态。本来是之雍寻上门来访她,不知怎的,一来二去竟成了她崇拜他,她是不太会端架子作假的,崇拜就崇拜。“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往往是骑士与主公的夫人之间的,形式化得连主公都不干涉。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小说里的“九莉”和现实里的张爱玲,都给人一种精明、心思细密的感觉,就为了“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竟然就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之雍。其实他绝非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家中已有几房妻妾,又是“职业志士”,刚从牢里放出来。但他绝对是个恋爱高手,后来就连在避难、逃难过程中都能生出一些罗曼司,九莉这样初出茅庐的丫头,实在是手到擒来。她要是稍使一点欲擒故纵术,或是冷眼看透这个人,虽难免受伤,不至于这么惨烈。 之雍对她也并非不真心,得知她想还母亲那笔钱,便送了几笔款子来,数目不小,又知道作家生存不易,想资助她。只是他的词典里没有“专一”这两个字,并且因为她是作家,从不隐瞒,甚至对她倾诉以获得成就感。 就像对她母亲一样,她对之雍的伤害只有逆来顺受,默默听他讲那些女人,他连与她们的性爱都不避讳她。她终于洞穿了他绝不会在她和她们之间做出选择,他要的是全部,于是她死了心。把之前他给的钱,陆续都还给他了。 关于《小团圆》,被诟病的有两点:一是九莉(或者说张爱玲)的冷漠,尤其是写到堕胎那一节;二是通篇讲钱。有人推论张爱玲既冷漠且庸俗,这个推论不算新,大概早在她成名时就有过。她是不是冷漠,见仁见智吧,反正不博爱,有限的爱触了钉,从此有点心灰意冷。她讲钱是没错,但从头到尾是念叨着还母亲钱,还之雍钱,如果那人不爱她,花在她身上的钱倒成了她的负担。钱是紧要的,但她真不爱钱。 《小团圆》作小说看也好,作自传看也罢,是伤感的。像开头的引言所说,怎会不伤感呢,通篇都是回忆。那些年里她把自己越来越紧地缩成小小的一团,努力不妨碍着谁,触碰着谁,但她实在太敏感了,一碰就碎。 地震震不出一个新中国引子:《新周刊》何雄飞--我的5.12反思录:地震震不出一个新中国
.....(以上省略一千字)
从2008年5月12日至2009年5月12日。
我曾先后两次前往灾区,从最早关注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到今天寻访当事人口述一年之变。 这期间,见过热心救助者,逃出生天者,官僚推诿者,沽名钓誉者,心怀英雄梦者,发地震财者;乞怜者,坚韧者,戏谑者,冷漠者。 然而这一年,地震于我始终并未有所警醒。 除了最早一度沉溺于电视台的地震现场直播中,之后便慢慢恢复内心的平静,直至如今。 自己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照常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该吃喝玩乐就吃喝玩乐,该看碟就看碟,该打机就打机,该泡妞就泡妞,该干好事还干好事,该干坏事还干坏事。好人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坏人也并没有因此变成好人。 就算是在受灾的四川人脸上,也照样是一副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笑脸,板房里照样会三缺一就拉你坐下,有人说四川人“贱”,有人说四川人人人都是“乐天派”。 有时,会作一个最坏的打算,如果当时地震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知,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否会因此发生巨大转变? 或许会,或许不会,谁知道呢。 但在2009年5月12日即将来到,纪念活动越来越热闹的日子,我只是自己一遍遍在心里默念: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纪念晚会办成庆典晚会;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赈灾义演办成慈善秀场。 A:去年此时,网上此起彼伏的说灾难是一个民族走向兴旺的必由之路,我发帖子反驳,被人骂了个狗血喷头。不过我仍然以为,一个民族的兴旺被寄希望于灾难,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是将其繁荣建立在民众的灾难上,这个国家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一个政府在灾难面前,把灾难转换成变相转移国民视线的工具,这个政府也就是不合法的政府存在。
B:我们总是在灾难当中寄托希望,以为终究是向上的。于是,我们在其发生时为其哭泣,并之以巨大的民族感怀,所以我们在其过后为其欢呼鼓舞,所谓的纪念只是一种仪式,供你在奢华的场面中滴几滴眼泪,嗑几粒瓜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剩下的悲伤依旧悲伤,开心的依旧开心,所有一切只是昨天,甚而说没有发生过一样,毕竟那是别人的事情,我已经施舍眼泪,还想怎样呢?辜鸿铭说只有中国文化可以就世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而中国人也是如此,只是我未曾看到……迷失的我们连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救得了
A:仪式本身是有存在意义的,无意义的是赋予仪式太多的政治内涵和形式主义。当广场上许多人静静的站着,这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感染性,虽然只是三分钟,但让你静静的站三分钟感受那些你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感受的东西,就足够让你清醒。老六说他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会有人发短信提醒他这个时候整个南京的防空警报在空中回荡,这本身就是对生命,对战争的一个反思,你可以说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可是你有更多的兴趣去体会一个形式主义都没有的仪式吗?
另外说一个,不要说中国文化,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B: 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三分钟的感动与反思么?你可能说仪式本身承担者人们对事件的思考与反思,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思考和反思仅仅是在这种仪式当中才能得到体现么?民族情感也好,民族大义也罢,只有当其成为生活中不自觉的存在时,才有更加深刻的意义,而不是我跟你说,今天拉防空警报了,你才知道今天是什么纪念日!很多时候集体感染力的另一方面是集体性的遗忘……
A:我不会跟你说要是连三分钟的哀愁都没有才是最可怕的,我同样承认如果哀愁需要人提醒,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是首先你要相信一个社会的形成,必然要求仪式的作用,某种程度说,法律,道德,都是一种仪式,比如说法律,对于真的想违法的人,它没有任何作用,法律不可能制止违法者,也不能威慑暴徒。 但是就像是门上的锁一样,其存在的意义不是说阻止人去偷东西,而是告诫正常的人,不要去偷东西,中国古代法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律条是为了那些正常的人所设立的。 这也就是说,仪式的存在不能让一个压根对于这个社会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的人去理解这个社会对于生命,对于人权的重要性;但是仪式的存在可以让那些可能去思考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去思考一些东西。 May 07 关于512的哲学思考Alain de Botton:the author of 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Early in the morning on the fifth of February AD 62, a gigantic earthquake rippled beneath the Roman province of Campania and in seconds, killed thousands of unsuspecting inhabitants. Large sections of Pompeii collapsed on top of people in their beds. Attempts to rescue them were stopped when fires broke out. The survivors were left destitute in only the soot-covered clothes they stood in, their noble buildings shattered into rubble. There was horror, disbelief and anger throughout the Empire. How could the Romans, the world's mightiest, most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people, who had built aqueducts and tamed barbarian hordes, be so vulnerable to the insane tempers of nature? The suffering and confusion – only too familiar today in the wake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the Roman philosopher, Seneca,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school of Western philosophy known as Stoicism. He wrote a succession of essays to comfort his readers but, typically for Seneca, the consolation on offer was of the stiffest, darkest sort: ‘You say: ‘I did not think it would happen.'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that will not happen, when you know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ppen, when you see that it has already happened...?' Seneca tried to calm the sense of injustice in his readers by reminding them – in the spring of AD62 – that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will always be a feature of our lives, however sophisticated and safe we think we have become. We must therefore at all times expect the unexpected. Calm is only an interval between chaos. Nothing is guaranteed, not even the ground we stand on. If we do not dwell on the risk of sudden giant quakes and pay a price for our innocence, it is because reality comprises two cruelly confusing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ne hand, continuity and reliability lasting across generations, on the other, unheralded cataclysms. We find ourselves divided between a plausible invitation to assume that tomorrow will be much like today,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we will meet with an appalling event after which 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again. It is because we have such powerful incentives to neglect the latter scenario that Seneca asked us to remember that our fate is forever in the hands of the Goddess of Fortune. This Goddess can scatter gifts, then with terrifying speed watch us choke to death on a fishbone or disappear under an apartment building. Because we are hurt most by what we do not expect, and because we must expect everything (‘There is nothing which Fortune does not dare'), we must, argued Seneca, hol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most obscene events in mind at all times. No one should undertake a journey by car, or walk down the stairs or say goodbye to a friend without an awareness, which Seneca would have wished to be neither gruesome nor unnecessarily dramatic, of fatal possibilities. Given our technological prowess, it's become natural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controlling our destiny. Man doesn't any longer have to be a plaything of random forces an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reason, all our problems may be solved. Nothing could be further from a Stoic mindset. We must, stressed Seneca, expand our sense of what may at any time go wrong in our lives: ‘Nothing ought to be unexpected by us. Our minds should be sent forward in advance to meet all the problems, and we should consider, not what is wont to happen, but what can happen. What is man? A vessel that the slightest shaking, the slightest toss will break. A body weak and fragile.' In the wake of the Calabria earthquake, many people argued that the whole area should be evacuated, and nothing more built on earthquake zones. But Seneca disagreed with the underlying belief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where on earth, in Liguria or Calabria perhaps, where someone could actually be wholly safe, out of reach of Fortune's will: ‘Who promises them better foundations for this or that soil to stand on? All places have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if they have not yet had an earthquake, they can none the less have quakes. Perhaps tonight or before tonight will split open the spot where you stand securely. How do you know whether conditions will henceforth be better in those places against which Fortune has already exhausted her strength or in those places which are supported on their own ruins? We are mistaken if we believe any part of the world is exempt and safe... Nature has not created anything in such a way that it is immobile." To try to prepare ourselves psychologically for disaster, Seneca asked us to perform a strange exercise every morning which he called in Latin a praemeditatio – a premedition – and which involved lying in bed before breakfast and imagining everything that could go wrong in the day ahead. This exercise was no idle fun, it was designed to prepared you if your town burnt down that evening or your children died: ‘We live in the middle of things which have all been destined to die,' ran one example of a premeditation, ‘Mortal have you been born, to mortals have you given birth. So you must reckon on everything, expect everything.' Does Stoicism mean accepting everything that life throws at you? No, it simply means recognising how vulnerable we remain, despite all our advances. Seneca asked us to think of ourselves like dogs who have been tied to a charriot driven by an unpredictable driver. Our leash is long enough to give us a degree of leeway, but is not long enough to allow us to wander wherever we please. A dog will naturally hope to roam about as it wants. But as Seneca's metaphor implies, if it can't, then it's better for the animal to follow obediently behind the cart rather than dragged and strangled by it. As Seneca put it: ‘An animal, struggling against the noose, tightens it... there is no yoke so tight that it will not hurt the animal less if it pulls with it than if it fights against it. The best alleviation for overwhelming evils is to endure and bow to necessity.' By turning back to the wisdom of the Stoic philosophers, we may find a helpful way of tempering some of our expectations and dampening our shock at disasters and bloodshed. When, in AD 65, Seneca was ordered to kill himself by the crazed Emperor Nero, his wife and family collapsed in tears, but Seneca had learnt to follow the charriot of life with resignation. As he calmly took the knife to his veins, he remarked – in a sentence we may be wise to repeat to ourselves as we read the news on certain particularly sad mornings – ‘What need is there to weep over parts of life? The whole of it calls for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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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乃为自愈 自娱莫为自愚
燕过留痕,人过留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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